k 很显然，这个段落与建设者的存在没有逻辑关系，然而剥削阶级、阶级斗争这样的用语又能让人产生某种联想，会唤起对建设者的身份属性的阶级记忆。
二、推进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紧迫性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基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健全、完善、加强和改进合宪性审查制度。宪法若是缺乏一副坚硬的牙齿，制宪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因此，在需要依据法规范对某项行为作出判断时，法律适用优先、穷尽法律适用，即对某项行为先进行合法性审查成为合宪性审查的一项重要的过滤机制。宪法是在宏观层次、总括性地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出规范，在宪法层面上，不可能对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出具体的规范，而是由其他层次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文件将其进一步具体化。在各国违宪审查体制下，凡是拥有宪法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均具有宪法解释权，凡是拥有宪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均拥有宪法监督权，两者在主体上是同一的。公布载体应当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我国社会目前在治理规则上至少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治理规则不统一，政出多门。
尤其是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特别是在存在具体的宪法争议的案件中，需要依据宪法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作出判断，必须对宪法规范的含义作出解释。但是我们从2004年备案审查专门机构成立以来，通过沟通协商、督促制宪机关纠正的法规、司法解释累计有上百件，所以这个制度是发挥了实实在在功效的。因而，作为委托主体的各行政机关应当就行政辅助人所造成的违法侵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85-286页。[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29]张洪波：《辅警的主体定位及规范》，载《法学》2011年第9期。就行政委托与行政辅助的争议而言，在多数的大陆法系国家，往往没有授权与委托的区分，其专著、论文中所述委托行政、行政委托在内容上实际属于行政授权行为，台湾地区或德国的委托行政或公权力行政理论之下，被委托主体是具有独立执法资格的主体，具有公权力主体的地位，因而对不能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辅助人单独列举。
[14]即虽然理论上个人不可成为行政委托的被委托主体，但实际上立法与执法都早已突破了这样的限制。例如《行政强制法》制定时，有专家提出目前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主体比较庞杂，有的地方和部门将行政强制权委托给社会组织和不具备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有的甚至雇佣临时人员执法，执法的随意性较大，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法制的严肃性和政府形象。
如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下，行政主体可以将自己享有的部分或全部行政职权委托给其他组织或个人，接受委托的其他组织或个人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进行活动，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原行政主体承担，即为行政委托。[4]换句话说，在某些领域，被代理人不能通过自身的行为或能力去实现其目的，因而需要通过委任他人以完成原定的目标。法学领域对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早已有之, 其法律关系中的运作机理最早源自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或称委托代理模型(principal-agent model)，系指两者或两者以上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一部分被看做委托人，另一部分是代理人。[16]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是指受行政机关的委托，按照委托范围，以委托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被委托的行政职权的非国家机关的组织。
同样的情况如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的制衡发展。袁曙宏、方世荣、黎军：《行政法律关系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13]这只是职务暂缺的一种补充，由于代理者以自己名义实施活动，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代理。但是对公权力的行使而言，一方面，私人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难以管理和规制。
对个人主体进一步区分可以分为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人员，如公务员。其后，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将这一行为界定为行政委托，以回应当时实践中的各项法律问题。
2.执法突破 近些年，行政实务中涌现了一批非行政编制内的执法人员，如政府雇员、各类协管员、辅警等，这些主体的法律地位不断地引发理论界的争议和思考。也就是说，辅警作为个人突破了理论对被委托主体的限制，且这些被委托的非行政编制内的执法人员行使职权之合法性也渐渐被国家法律规范所认可。
所以，关于辅警是行政委托中的被委托主体还是行政辅助人的争论，实际因翻译或字面意思的等同而混淆了行政委托在不同国家间的内涵，并不具有在大陆地区行政法语境下比较之基础。[12]广宇：《民事代理的特征、范围和种类》，载《政治与法律》1986年第5期。此后，基于国家对辅警的明确定位，理论界参考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辅助人或行政助手概念，认为辅警是延伸了的公共之手，[25]并不具有自主之地位，也不是具有勤务关系的国家公务员，是一类在行政机关指示和监督下工作的辅助人力。[28][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4页。最后，公务员在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伤害的，其法律后果由国家承担。[20]关保英：《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20]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被委托主体不仅限于组织。如果定性，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在我国一直以来似乎从未深究。
但是立法实践和执法实践对于被委托主体的范围早已向个人扩充，特别是一直争议的辅警等非行政编制人员，实质是以行政辅助人的身份与行政机关形成了一种大陆地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委托关系。有权收受来自国家财政的工资。
制定刑法典的议会、选举议会的公民，就像判决犯人的法官和实际上执行刑罚的人一样，都是国家的机关。大陆地区的部分行政法学著作在对行政辅助翻译时，部分使用了行政协助[26]这一词语，而将大陆地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协助[27]对应职务协助。
[12]也就是说，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委托行为而产生的。同样的，因公务员系为行政编制内人员，受《公务员法》的调整，从录用资格、权利义务、考核奖惩、责任追究上都需受到严格的约束。公安机关和地方政府之所以对警察辅助力量情有独钟，反复清理整顿却又周而复始，主要还是因为辅助力量具有警力直接替代作用。委托人他自身可能缺少这些技能，或者与代理人相比缺乏效力。
这种委托形式的特殊性在于，作为被委托主体的行政机关本身即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但是在委托行为中代为履行的是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且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行事，因而不是责任主体。其二，从事非决定行为的准备性、执行性活动。
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而，国家实际上因为自身拟制性的客观原因，需要通过委托公务员以完成管理国家的任务。
[3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71号)。《国家赔偿法》在被委托主体的列举中加入了个人选项，肯定了公权力委托之被委托主体范围的立法延伸。
[9]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中，也部分体现了国家与公务员间法律关系的这些特征。因此，如辅警类执法人员与行政机关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行政委托行为而产生，那么理论与实践就出现了差异。反观行政辅助人的内涵，才是我们通常所讨论的一种委托行为，只是这种委托限制了事项内容和主体，但不可否认其本质是委托的一种形式。第二，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行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之。
[19]胡建淼主编：《中国现行行政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3页。[1]但是，国家公职关系却只是一种描述，而非定性。
第一种理解表述主要有：受委托组织是指受行政机关委托行使一定行政职能的非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28]从其定义可以知晓，行政辅助人有三个特征：第一，接受行政机关的委托和指令工作。
换句话说，理论界对于辅警法律地位之争议，其实是错误地理解了域外委托理论之意义，将行政助手看作一种委托之外的新的法律关系引入中国，而其实质依然是行政委托。行政辅助人 通常认为，国家与公务员之间是一种国家公职关系或行政职务关系，是指国家公务员因担任国家公职、执行国家公务而与国家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